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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2008 - [扯淡]2008-04-30
写完之后才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写了这么多，其实如此的语言并不是我应该去说的，而长久以来我也不想说，可既然说了这么多，也许正好证明了这正是我长久以来就想说出来的吧。大家看看就好，千万不要当真就是了。
2008，我始终以一种漠视，同时又以一种别样的期待看待这一个数字——对于现在的漠视，对于未来回望的期待。时间退回到2001年的夏天，那一个足以让广大中国人足够兴奋的夜晚，绝大多数人似乎都看到了一个足够让人乐观的2008，可事实是——套用温总理话来——“今年是最难的一年”。
从年初南方的大雪，到拉萨3.14事件，以及奥运圣火在全球传递过程中发生的诸多不快，如果把刚刚发生的铁路重大安全事故算在内，2008就足够在当今全体中国人的脑海中留存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当然了，同样让人回味的还有那和天气一样诡异的股市，以及和天气预报一样不值得信任的股评。中国人在经历了03年到07年上半年一个较为平稳而快速的发展之后，随即被扔到了一个集“股市跌宕不定，通货膨涨严重”的搅拌机中。可这次国人并没有抱怨财富的蒸发，也没有过度地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拜各种因素所赐，国人
似乎再次团结了起来，共同为营造一个和谐奥运而努力。以至于当少数社会的“精英”在呼吁大家理智应对“奥运圣火传递事件”的时候，却被一些人指责为“汉奸”。
《南方周末》2008年4月24日那一期，用了很大的篇幅批判“民粹主义”，低调却格外的张扬，低调在于相关文章并没有出现在过分醒目的版面，张扬在于相关文章一共有三篇共计两个整版，如果算上采访白岩松的那一篇，就更为可观。对于《南方周末》的这个选题，个人致以崇高的敬意，而对于文章的内容，本人却实在没有兴趣细读。也许在若干年后的某天，我们回忆起2008的时候，最大感触会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才开始真正的试着相互了解、相互理解，这是我的希望，或者至少希望大部分中国人能够开始去了解并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唯有如此，中国人有一天才能够真正的强大起来，仅有文明的冲突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文明的彼此宽容，并制造一种共赢的局面，基于此，了解和理解只是一个基础，但它却是极其重要的。
在我的印象中——也许是不正确的——中国人一贯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人为什么会对事不关己而且远在千里之外的事情指手画脚；而西方人也很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在瞬间聚集起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也许这只是两个很明显且极端的例子，但却足以说明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巨大的鸿沟。不仅如此，不同的民族、文明之间总有巨大的差异。比如，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印度人会看不中国人，而据说印度人也总是觉得自己比中国先进20年；甚至于很多白人和黄种人都不理解为什么黑人的皮肤是黑的。当然了，最后一种状况也许比较夸张，但这却足以让人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理解是多么的困难。
昨天看完原研哉的《设计中的设计》，非常推荐大家有空看看，其中对于当代设计的理念是非常有意思的。而我这里想说的是，在一个日本知名设计师眼中对于文化甚至文明的观点。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文明的传播线路，大致是由西欧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进入中国，当然，对于日本来说，还有通过西伯利亚和南亚、东南亚的线路，可丝绸之路的观点却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有着极大的差别。我想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无论中国现在是否足够强大到能够向外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可在历史上，丝绸之路就算不是中国输出自己文明的路线，也是一条文化交流的路线，何时变成了文明输入的路线。而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当代日本人的看法，而对于更广大的西方人，他们的观点会是如何可想而知。
说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说得是一个延安的老板，开着奔驰到了大上海。老板去洗车房洗车，洗车工一边洗着大奔，一边问老板：“你们那现在能吃上饭了么？”当然，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笑话，因为个别人开奔驰，不代表当地所有人都能吃上饭，但我们却仍然不得不对洗车工的抱以善意的嘲弄。但类似的事情放大了，就是西方和中国的隔阂，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去嘲弄西方人，遇到类似的问题，也许会生气，也许会抗议，也许会报复。也许，更有甚者，他们会可怜兮兮的说：“没错，我们那就是吃不饱，大家都饿着肚子开奔驰”。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西藏就是西藏，突厥斯坦就是突厥斯坦，蒙古利亚就是蒙古利亚，对他们来讲，这是现实存在的，是不需要解释的。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原来这些地方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于是，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智商被侮辱了，于是，他们需要有一个发泄的途径。当然了，对于西方人的抗议，中国人也无法理解，更重要的是觉得自家的事情不需要别人多管闲事，面子问题很重要，于是我们想到了自己的方式去表达。
我不认为国人的此次表达是民族主义的，我觉得谈到某种主义都需要一贯的立场和态度，我相信在此次事件中的绝大多数人们并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多的是一种反击与报复的心态。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民族主义总是如此产生的，因此民族主义才会在历史上无数次被当政者利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因此，我对《南方周末》的选题抱以崇高的敬意。当国人的信仰问题已经被无数次的提及之后，中国社会“一切向钱看”的态度似乎逐渐在转变，但如果在这之后“民粹”取而代之，那还不如继续信钱好。
2008对于中国是最难的一年，但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与中国相关的每个人。中国人总是以我们五千年的文明而骄傲，但这个文明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公元前后的文明，以及公元一千年前后的文明就很难说是相同的，有继承，也有变化。那我们现在的文明呢？或者说是文化呢？有时候不得不悲哀的承认，当今的大多中国人，与百年前鲁迅笔下的国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悲观的态度总是让人更加悲观，可事实上，当今中国的社会变化是巨大的，而在这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的差异更大。当50后的人们感慨自己承担了“文革”的创伤的时候，80后的人们已经开始承担计划生育、高校扩招等等各方面的社会现实，我们又怎么能说那不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可遗憾的是80后的人们却又开始以一种“老人”的姿态对90后的“非主流”提出种种看法甚至是批评。可我们却忘了，我们当年似乎也曾年轻过。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对年轻人抱有足够的宽容，给他们足够的舞台！
社会与人总是相互推动的，当大家对政府、对党、对制度提出各种批评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国民自身的问题。似乎怀疑“人民”无论在古今中外都是政治正确值得怀疑的话题，但这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好像是有人这么说过的，但也好像是被批判了。当大多数国人把生活的希望寄于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那少数几个或者十几个人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很难说我们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了。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民意识的塑造则少说也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西方的国民意识自文艺复兴开始到落实到一个个成熟的政体也用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中国没有文艺复兴，而依靠政府去做国民意识的塑造，总是不可避免的带有过度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当代政府烙印。因此，如果从中国近代史算起，中国走了还不到两百年，也许，现在正是中国进入一个成熟体制的时期，也许，中国还要等待很久很久。本来，文章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是，我却还想说另一个话题，依然是一本书，《漫长的革命》，埃德加·斯诺写的，就是写《西行漫记》的那个美国记者。这本书是他过世前留下的最后一本书，事实上其中大部分篇幅都是他的妻子之后整理的，其中的内容集中在64-65和71年他最后两次访华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也许这本书对于当时情况的描述并不能算是完全客观，毕竟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懂得如何去记录——更何况他看到的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但这本书却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其一在于一个美国人从他的角度去评价71年前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情，无论他如何带有个人的观念，但作为一个美国人，他的价值观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其二在于书中有大段作者和***、周恩来对话后做下的纪录，其中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语言。另一个方面在与作者在这两个方面的纪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能让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理解。
最后摘抄《漫长的革命》附录中的两段，分别是作者和毛主席、周总理谈话后整理的文字，很巧合的是，两段分别是两篇记录最后的一小部分。前者带引号的是作者的提问，其他为毛主席话语的记录，毛主席的话在今天读来格外有意思；后者摘录的全部是周总理的话，即便在今天，这些话的内涵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对于共和国的开国领导人，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对他们抱以最大的敬意，任何完全否定那一代人，尤其是***的中国人，在与其作任何交流和合作的时候，都不可以抱有完全坦诚的态度，我如此以为。
附录一：《山南海北——1965年1月9日与***主席的谈话》，
“1937年听过你讲课的年轻人，后来在实践中学习的革命，那么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通过什么方式学习革命呢？”当然，今天中国20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打过仗，没有见过帝国主义者，不了解掌权的资本主义。他们对旧社会没有亲身的了解。父母可以对他们讲旧社会的事情，但听一听过去的事，读几本书，与亲身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是按照自己的环境创造历史的。你已经根本改变了中国的环境。许多人不知道，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将会做些什么。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可能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年轻人会否定革命，去干坏事，与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势力重返大陆，占到国内仍然存在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一边去。我问过他的想法。他当然不希望他们是反革命的，但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人们按照我们无法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的观点看，未来的人们应该比我们更有知识，就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比封建时期的人更有知识一样。占优势的判断将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今天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后人，将会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去估价革命工作。毛的声音低沉下去，他微微地合着双眼。地球上人们的状况始终在迅速的变化着。他说，从现在起的1000年后，我们所有的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可能会显得相当可笑。
在我起身告辞前，主席向美国人民表达了他的问候，他只说了一句话，他祝美国人民进步。如果他的祝愿是美国人民获得解放，不是肯定会有人不同意吗？他们不是会说他们已经获得了选举权吗？但是，对于美国人民中没有真正获得解放的人和希望获得解放的人来说，他的祝愿是最美好的志愿。
毛不顾我的一再辞别，一直把我送到门口，看着我坐进汽车。他没有穿大衣，一个人站在北京的寒夜里，用这个古老的文化名城的传统方式向我挥手告别。门口没有警卫人员，甚至整个晚上附近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武装警卫人员。房间内外只有两三个衣着简朴的年轻女性，他们又是站在毛的背后，好像是护理员，他们是毛的女儿？毛站起来的时候没，其中的一位搀扶着他的胳膊。
与我握手的时候，毛说了一句中国的谚语：“天有不测风云”，他是在提醒我，要我保重。
汽车开动了，我回过头去望着他，他怀抱着双臂，一步一步慢慢走回人民大会堂。
附录二：《1964年与周恩来的两次谈话》（1964年10月22日，12月16日）
“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以革命战争为例，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与美国打了仗。那不仅是装装样子，我们为此流了血。但坦率地说，我这个总理搞了15年的经济建设，还没有完全掌握中国的经济建设。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学得不是很好。我们大家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极为复杂。我们获得了一些经验，但我们必须获得更多的经验。有些规律我们已经理解了，但是更多经济发展的规律还有待理解。我们做了不少正确的事，但是我们也作了一些错事。一个人必须取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过去的战争就是这样，我们有时打胜仗，有时打败仗，而且不止一次打了败仗；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丰富了自己的经验，领导我们的革命走向了胜利。建设也是一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敢于面对困难，才能克服困难，只有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才能纠正这些不足和错误。“不了解这些情况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始终都是完美的。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一些人是专门挑毛病，他们看到了我们的不足，就认为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好转了，有些人又说一切都好极了。他们总是不能对中国形成正确的看法。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时，困难和不足还会出现，我们要前进就必须不断地克服它们，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发现更好的方法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革命斗争是这样，生产和建设也是这样。换句话说，阶级斗争是这样，生产斗争也是这样。人们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要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